（三）联系到《左传•哀公元年》的一段话：“吴入越，不书，吴不告庆，越不告败也。”杜预注曰：“嫌夷狄不与华同，故复发传。”这意思是，对吴入越事，因为吴国没有报告胜利，越国也没有报告失败，所以《春秋经》里不记载这件事了。对《春秋经》未记而史学著作《左传》里记载的这件大事，杜预的解释是，因为蛮夷不像中原国家那样懂得要“告”报告，所以吴入越这件事，就只在《左传》上记载了。
（四）与对吴国记载情况相反的是，对与鲁国的安危有关的人物，即使是一个农民，《左传》也堂而皇之地给予记载。
《左传•哀公八年》记载吴国伐鲁时，鲁国的流亡者公山不狃给吴军带路，“故道险，从武城。”故意走险路，经过鲁国的武城。接而下，公山不狃的良苦用心却被一个农民给全毁了。“初，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，拘曾阝人之沤菅者，曰：‘何故使吾水滋？’及吴师至，拘者道之，以伐武城。”起初，武城有个人靠着吴国边境种田，抓住一个浸泡菅草的曾阝人，说：“为什么把我的水弄污浊了？”等到吴军到来时，被抓的曾阝人为他们带路，来攻打武城。
由此比较，我们可以看出：作为史学著作，《左传》的编纂思想中已客观存在着文化的歧视。因此，《左传》对吴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，屡作如此有头无尾的记载，撰者的作为即使以前面引文所说，“吴僻处南隅，《左传》本以鲁史、晋史为主。”（关锋《<孙子兵法>考辩》）以及“《左传》对北方史实记载较详，对南方则不免有些遗漏。”（张岱年《中国哲学史史科学》）都只怕是难以解释通了。本文在这里强调的结论只能是一个：鲁国史官和《左传》撰者出于一种文化歧视中原文化的优势意识指导下和对长江流域“蛮夷”文化的采取的鄙视及蔑视态度，故而在撰史过程中，对“蛮夷”的史事，或是随心所欲，掉以轻心，不当回事；或是以中原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剪裁标准，并有意识地“不书”不作记载了。
我们在这里只能对鲁国的史官和《左传》的撰者们进行分析。《左传》的上述记载，也只能是这种编纂指导思想的结果了。
五、《春秋经》和《左传》撰者记写人物史事的标准分析
（一）通常的道德标准
鲁国的史官和《左传》的撰者在记写人物事件时，必然要遇到一个录用人物的道德标准问题，即什么样的人方可录写进《春秋经》和《左传》？
《左传•昭公三十一年》有一段评论，就《春秋经》的本年有“黑肱以滥来奔”的记载，专门谈及了《春秋》记录人物史事的标准。
《左传•昭公三十一年》：“邾黑肱以滥来奔，贱而书名，重地故也。”
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10 11 12 13 14 下一页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