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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显然受到老子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，《孙子兵法》中处处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，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反相成的概念，如强弱、胜败、虚实、利害、得失、治乱、生死、劳佚、动静、迂直、攻守、进退、行止、速久、巧拙、远近、险易、内外、安危等等。同时，他将矛盾的双方联系起来考虑，强调他们的相互依存及对立转化的条件。如“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杂于利，而务可信也；杂于害，而患可解也” (《九变》) 、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” (《作战篇》) 、“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治乱，数也，强弱，形也” (《势篇》) 、“投之亡地而后存，陷之死生而后生” (《九地篇》) 、“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” (《谋攻篇》) 、“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” (《虚实篇》) 。不同于老子，孙子的辩证法不是消极的，而是主动的、积极的。他教人要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他说：“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" (《虚实篇》)其方法是“能使敌人自至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敌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" (同上)用“利”诱之，以“害”逼之，调动敌人，从而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。

　　就辩证法思想本身来说，张文穆认为，老子是看到矛盾而逃避矛盾，孔子是看到矛盾而调和矛盾，孙子则是看到矛盾而动手解决矛盾。三个人从同一前提出发，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，成为消极、折中、积极三派的开山(《孙子解故》，张文穆著，国防大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72页)。不同的辩证思想运用于处理政治关系上就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方法，孔子“调和矛盾”的态度使其推崇“中庸之道”，而老子对矛盾的逃避使其选择了“无为而治”. 孙子虽偏重于论述军事，但他同样将政治置于首位。他研究军事的出发点是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，是实现“安国保民”的政治价值。所以，《孙子兵法》虽然是一部兵书，贯穿通篇的却是“慎战”的主线。他说：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" (《谋攻篇》)战争是“死生大事”，战争对人民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，所以能以政治手段解决的，孙子主张用政治手段，而战争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“非危不动”。但孙子看到当时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，他对待矛盾的态度使他不主张战争，但也不逃避战争，而是正视它，探讨它的规律，研究取胜之道。贯穿他的研究的则是这一唯物辩证的政治思维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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